富深优配探访三晋大地，寻回烽火中的法治印记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富深优配，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8月14日，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推出“寻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直播的首场直播，邀请多位法官、专家学者以及抗战纪念馆工作人员，带领网友们一同走进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发源地——山西，寻回血火淬炼的法治初心。

本场直播由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和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主办，阳泉市、长治市、晋中市、吕梁市等四个中级人民法院承办，盂县、武乡县、祁县、吕梁市离石区等四个县区人民法院参与，在最高人民法院微博、百家号，人民法院报微博、百家号、视频号，天平阳光APP，天平阳光b站号，中国法院网快手号、抖音号等媒体平台同步播出，全平台观看量破410万，系列直播微博平台# 话题阅读量超36万。

本场直播以山西晋中为主会场，阳泉、长治和吕梁为分会场，以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展出的“山西抗日根据地司法档案文献选展”为主线，通过镜头切换，将多个分会场进行串联。

图为山西抗日根据地司法档案文献选展主形象墙。

直播首先走进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内展出的“山西抗日根据地司法档案文献选展”，选展主要介绍了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八路军以四面山地为屏障，先后建立起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三大抗日根据地的历史。据了解，“山西抗日根据地司法档案文献选展”的内容主要以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司法档案，以及晋察冀和晋绥抗日根据地司法文献及辅助展品为主。这些司法档案通过原件陈列、场景再现等形式，多角度全方位地呈现山西抗日根据地司法工作的概貌，其中就包括反映山西抗日根据地对日作战情况的文献档案，反映汉奸、盗匪、烟毒、军事、破坏坚壁清野等犯罪案件的数量和占比情况的《晋察冀边区特种刑事案件分类统计表》，分析当时社会经济情况变化、为政府施策提供依据的晋冀鲁豫边区太行第三专员公署三十二年度司法工作总结，以及描绘长期受地主剥削和压榨的贫苦农民直起腰板儿与地主进行说理斗争、要求地主减租减息情形的版画《减租会》和以抗日根据地在公共场所召开群众公审大会为题材创作的油画作品《公审大会》等。

据了解，在布展初期，晋中中院曾邀请对展馆史料有过深入课题研究的山西大学法学院专家进行专业指导，史永丽副教授就是其中之一。本次直播，史永丽还做客直播现场，向网友介绍选展的意义及对未来该领域研究的深远影响。

图为山西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史永丽（左一）正在接受主持人提问。

史永丽表示，选展既具有红色法治文化宣传的意义与价值，又具有进一步丰富新民主主义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法制史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据史永丽介绍，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法治实践既坚持了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又结合了山西本地的实际情况，而且进行了许多创新性的制度探索。这些法治实践既有革命性，又深深扎根于人民需求，体现了现代法治的民主精神，同时还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选展展出的这些珍贵司法档案，都承载着当年中国共产党践行的“司法服务抗战、司法服务人民”的红色司法理念，通过深入研究选展中司法档案的原始文献，可以非常好地填补该领域研究的盲点与弱点。

百团大战背后的司法故事

阳泉，是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建的第一座人民城市。80多年前，百团大战在阳泉打响。中国共产党在平定境内共建立了平定（路北）、平东、平西县三个抗日民主政府，在盂县境内建立县委、抗日民主政府。这些机构下设司法科或承审处，履行战时法院职能，主要任务是反特除奸、打击犯罪、配合八路军开展对敌斗争、支持人民群众反抗日军侵略。

1943年7月27日，平定境内“三县”政府贯彻执行中央颁布的《太行区战时紧急处理汉奸敌探暂行办法》，司法科参加锄奸小组，铲除了汉奸分子“五牛”。8月底，平西县司法科会同公安局，抓捕并审判汉奸、特务苗某恩等人，案件审理完毕后，呈报晋冀鲁豫边区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批准，判处死刑及其他重刑。

图为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赵林（左二）向主持人介绍《平定、平东、平西抗日根据地档案汇编》。

由平定县档案馆汇编的《平定、平东、平西抗日根据地档案汇编》中清楚地记载了“保障人权的提法”的相关文件：晋冀鲁豫边区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关于在战时处决死刑罪犯之指示的通令（1942年6月17日）和晋冀鲁豫边区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关于执行对判处徒刑后之自新人处理办法的通令（1942年7月11日）。

1947年5月2日，阳泉解放，中国共产党当月在此设立首个人民政权建制市。市政府设司法处，履行新建城市的刑事、民事审判职责，也就是如今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前身。

晋绥边区高等法院的为民司法

1942年10月，在晋绥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岁月里，晋绥边区高等法院在吕梁山深处诞生。在抗战极为艰难的时刻，晋绥边区高等法院为破解司法薄弱难题，巩固和壮大晋西北革命政权，开展了一系列司法实践。

图为《晋绥边区民刑事调解办法》原文件。

1944年10月，晋绥边区高等法院制定出台《晋绥边区民刑事调解办法》，该办法将审判与调解相结合，化解纠纷。调解双方可邀请邻居亲友、劳动英雄、公正人士等参与调解。这种方式，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了当时晋绥边区紧张的社会秩序，使人民群众对边区政府的信任感不断加强，为抗战创造了良好的内部环境。

图为晋绥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孙良臣画像。

孙良臣曾任晋绥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他针对根据地频发的军婚纠纷明确了“婚姻自由+法律手续”原则，在离婚判决阐释中，他表示：“反对父母包办，离异须依法进行”。

在一起斗殴致死被误判为故意杀人的案件中，孙良臣拒绝“一驳了之”，坚持亲赴现场调查取证。在查阅案卷后对死者死因提出质疑，审判委员会上他力主复查，最终平反冤狱。这些实践背后是他对司法本质的深刻认识，对真相的追寻，其精神值得每一位法官学习、传承。

抗战时期的特种刑事犯罪

抗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司法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服务抗战大局。抗战时期，严重破坏抗战活动的犯罪被确定为特种刑事犯罪，主要包括汉奸特务，贪污腐化，行使、运销假冀钞，盗毁空室清野财物及毒品犯罪等。“山西抗日根据地司法档案文献选展”展示的晋察冀边区特种刑事案件分类统计表（1938年-1942年）就清晰地反映了汉奸、盗匪、烟毒、军事、破坏坚壁清野等犯罪案件的数量和占比情况。

图为晋察冀边区特种刑事案件分类统计表（1938年-1942年）。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极其深刻地认识到汉奸特务危害性，并不断进行严厉打击。因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129师司令部等150多个党政军学商机关团体驻扎在辽县（现在的左权县），使辽县成为当时整个华北敌后抗日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因而吸引了大量的汉奸特务活动。太行区的汉奸不仅数量上多而且危害程度也都较其他区域大。

图为《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九——公安保卫工作》（左）、汉奸郝绳武刑事判决书（中）。摄影：裴蕾

根据《晋察冀边区特种刑事案件分类统计表》和《1943年-1945年太行区惩治特种犯罪案件统计表》，1938年-1942年，晋察冀边区惩治汉奸案件占案件总量的89.67%；1942年，日军开展“治安强化运动”，太行区全区汉奸案件增至2681件，1943年大批国民党将领投敌，“国特”与“敌特”合流，全区汉奸案件又激增至7857件。经过艰苦奋战和对汉奸罪的严厉打击，1944年敌人逐渐处于劣势，太行区汉奸案件下降为1779件。

图为《修正惩治汉奸条例（节录）》富深优配。

选展还展示了1938年国民政府发布的《修正惩治汉奸条例（节录）》；抗战胜利后对抗战期间的汉奸进行情况统计的《左权县著名罪恶重大之汉奸战犯调查名册》《榆社县著名罪恶重大之汉奸战犯调查名册》《平定县著名罪恶重大之汉奸战犯调查名册》；晋冀鲁豫边区于1942年8月颁布实施的《晋冀鲁豫边区汉奸财产没收处理暂行办法》等。

图为贪污犯贺三全卷宗。摄影：裴蕾

此外，讲解员宁国涛还围绕贪污腐化案件，行使、运销假冀钞案件，盗毁空室清野财物以及毒品犯罪等其他4类特种刑事犯罪案件审判介绍了当时时代背景下相关的法律条文及相关事件，展示了当时留存下来的部分历史文献资料。

抗战时期的普通刑事犯罪

1942年、1943年，华北地区连续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旱灾、蝗灾，这段时期成为了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也是普通刑事犯罪多发期。据《1942年-1945年太行区普通刑事统计表》《1940年-1945年晋绥边区高等法院普通刑事统计表》，抗战时期太行区和晋绥边区犯罪数量最多的案件是盗窃、赌博、杀人及伤害，还有妨害风化犯罪。当时左权县境内发生的岳冬至被村干部史虎山等四人故意伤害致死案就是著名作家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的故事原型。

图为《小二黑结婚》故事连环画、相关案件卷宗及案件情况登记表。

如今，有关普通刑事案件的档案材料分布在各个县法院进行留存，武乡县法院档案馆内展出的《民刑事判决底稿》就收录了许多当时的刑事和民事案件。从1944年《民刑事判决底稿》给出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1944年的武乡县所收的刑事案件数量远远多于民事案件数量。

抗战时期的民事案件审判

山西抗日根据地司法通过调解解决民事纠纷等法律问题，遵从便民利民为民的司法原则。

1940年，买卖婚姻盛行，不同地区婚价不同，接近敌占区或工作落后区价格较高；农村普遍存在婚姻买卖包办、早婚、婚姻目的为传宗接代、童养媳等诸多问题。1941年-1942年，各边区政府根据各地婚姻问题相继颁布相关法令。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边区政府都先后颁布了婚姻暂行条例和施行细则，实施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制、禁止早婚、保护军婚的婚姻原则，禁止重婚、早婚、纳妾、蓄婢，破除童养媳、买卖婚姻、租妻及伙同娶妻等种种婚姻陋习，极大地保护了女性群体的自身利益，为边区男女平等的婚恋观提供了法律保障。即便如此，边区百姓接受婚恋自由的程度依旧不高，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在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法颁布2年多后依然盛行。寡妇改嫁困难重重，需要冲破娘家、婆家，甚至婆家宗族等束缚。

从1942年到1945年晋绥边区高等法院土地纠纷案件的统计表（展板）可以看到有六类土地纠纷，其中较多的是回赎和买卖纠纷案件。在当时，减租减息主要是通过开展群众运动斗争会的形式来解决纠纷，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极少。从1939年冬天起，各个根据地开始实行减租减息，发动和组织农民抗战，以减轻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提高他们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同时抗日根据地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实行交租交息，联合地主抗日。1938年2月，晋察冀边区就颁布了《减租减息单行条例》，一律按照原租额减少百分之二十五进行减租减息，年利率一律不超过一分，简称“二五减租”。

晋绥革命根据地的法制建设

晋绥根据地的法制建设是政权建设的关键一环。立法上，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及县议会作为立法机关，广泛吸纳各阶层代表，实践了民主立法原则，提高了立法的科学性和代表性。司法体系上，则建立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三级三审结构：晋绥边区高等法院、专区级司法科、县级司法处。这既保证了审判的相对独立性和公正性，也兼顾了效率和因地制宜。

在党中央和晋绥各级机关领导下，根据地颁布了460多部法律文件，涵盖了国家法、行政法、刑法、民法、经济法、司法制度等各个方面。例如，1940年3月发出的《晋西北没收汉奸财产单行条例》就体现了政策的区分度，对被迫或动摇的汉奸与死硬分子区别对待，严格依法处理财产问题。晋绥根据地大力推行人民调解、人民陪审、巡回审判等制度，成效显著。确立了三级三审（保障上诉权）、审判独立（尽管机构设置上法院当时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证据主义（重视证据）等原则。

“盂县小瑞金”的法治新篇

盂县梁家寨南岸的石家塔村是盂县的红色故都，被誉为“盂县的小瑞金”，盂县司法科的办公旧址就在这里。

如今，盂县法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锚定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枫桥式”人民法庭等目标，创立并推行党建工作品牌“蒲公英计划”，深入社区乡村、家庭学校来宣讲法律。

（视频：山西省盂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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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访谈现场。

参观完选展，直播还邀请到全国人大代表、山西财经大学大中小思政教育一体化研究院院长白琦瑞，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环资庭副庭长、四级高级法官丁勇虎，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院长周雪松做客直播访谈现场，围绕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司法工作展开了讨论。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财经大学大中小思政教育一体化研究院院长白琦瑞。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财经大学大中小思政教育一体化研究院院长白琦瑞表示，根据地的司法工作，紧紧围绕“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中心任务，制定和执行了符合抗战利益的审判制度、审判方式和司法政策，体现了鲜明的政治属性、法制属性、人民属性，为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白琦瑞还从“红色传承引领现代法院工作”的角度出发，给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她表示，山西法院可以将红色教育纳入履职培训、设立红色司法实践创新项目、构建“群众评议+专家评估”监督机制，让红色基因传承实效持续深化，让红色文化精神转化走深走实。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环资庭副庭长、四级高级法官丁勇虎。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环资庭副庭长、四级高级法官丁勇虎表示，红色法治传统不是静态的历史标本，而是新时代司法创新的源头活水，传承这些红色法治遗产也应当在继承中创新。一是制度机制上需赋予现代意义，如将红色文化保护纳入审判体系，推动专门化审理机制升级；二是在技术手段上加强传播转化，让红色司法典型案例通过短视频、数字展览、AI语音导览等形式广泛传播；三是在理念融合上突出群众导向，将“为群众办实事”的红色初心贯穿于立案、审理、执行全过程，推动法治中国建设与红色精神同频共振。

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院长周雪松。

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院长周雪松表示，在当前的审判执行工作中，法院仍要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把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维护公平正义作为司法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如今，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法院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保护生态环境、服务乡村振兴等方面要发挥司法保障职能，体现司法的担当，这就是对服务大局这一传统的传承。

本场直播还带领网友走进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重温晋西北、晋西南、绥远大青山地区的烽火岁月；探访祁县法院法治文化展馆，揭开“大德兴饭庄”背后的历史故事，聆听杜者蘅、刘亚雄、杜润生、刘秀峰、武光汤和范新三等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来到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在厚重的历史氛围中，深切感悟“太行精神”。